作者：李柏翰

默默地，竟把《同志文學史 》讀上兩次──它遠比2012年出版的《台灣同志文學簡史 》內容更厚重、錯雜，不過行文仍然輕巧、流暢。不諳文學如我，摸索自我認同時已是各種性／別政治運動百花齊放的時代；成年後，正遭逢液體現代性（即紀大偉所稱，不以定著、固體等物質為基礎的網路時代）的洗禮。往回看，都是追問自身複數處境構成的緣由，種種突變或許是有跡可循的。透過這本書，得以重新檢視「圈」內外的分際──當人們與我相互凝視、指認、議論時，我們建構了彼此與自身。

紀大偉即將要去【倫敦講臺】演講，以《從同志文學看臺灣歷史 》為題；身為聯繫人之一的我，反覆咀嚼了三兩遍這本新書。出於主流文學界對「經典與美學」的迷信與社會大眾對「同志主體／情慾」的執著，他顯得不置可否；他反問：「什麼是文學？什麼是同志？」而現實生活中，我從未真正認識紀大偉，卻在很早之前就「知道」他，因為他那篇針對艾德蒙．懷特（Edmund White）那本《已婚男人》（The Married Man）的導讀 。

不過，英文書名中的「Queer」invention似乎超越該書原本的關懷焦點，背後應該有所蹊蹺──比如書市或流行風潮的考量──似乎不自覺又回到了書中原欲避免的（華文）同志／（翻譯）酷兒混用的語言陷阱，有些弔詭。不過這不是重點，再回到同志文學的「複數且並存的史觀」，歷史的累進與堆層原本就應當是眾聲喧嘩的 （heteroglossia，巴赫金語）[1]，但聽「不見，其實就是偏見」，陳芳明在序言裡如此寫下，「在文本底層，其實潛藏許多未能定義的流動情感」。

從這個後設起點出發，紀大偉試圖要完成的，就是一個關於文化的歷史──一個以華文書寫、紙本印刷為主，從病態到孤獨、兼具離散與社群並置（juxtaposition）等元素所建構而成的性／別弱勢「共同體」的文化 ，儘管這個共同體中的原本從未「同質」（且根本充滿雜質／異質）。在書中，他允許各家學派在其中穿插，成為因應分析文本時不同需求的取徑，而專屬同志的時間軸、世界觀 ，與爭相「現代化」的身心競賽，成為這本書屢屢提示的重點。

同志＋文學＋歷史＋台灣

總的來說，它雖是一部學術著作讀來一點也不拮据聱牙。可貴的是，紀大偉也沒有試圖要把「同志Ｘ文學Ｘ歷史」封鎖成一家之言，反倒向外開放，向其他視角多次發出邀請；難怪書中會不斷強調所謂「取決於讀者」的場域──作者與讀者互為主體、彼此勾連──因此所謂「同志」，更像是一種感覺，是曖昧不明且無法理所當然的，是相對且動態的，是需要靠想像來對質的──是一種「心裡有鬼」的召喚（紀大偉語）。之於我，我則是被好奇心所驅使而來。

「發明」的主張，讓我想到德勒茲式的「創造」──並非從無到有的原創，也不由特定、固著的主體派生而出，而是將「既有的事物鬆綁、解開，任由它們自由漂浮、流動，以產生新的觀念、新的事物、新的關係」[2]。為擺脫《孽子》（白先勇）是台灣第一的「通說」，紀大偉重回更早之前的歷史 ，向前（垂直）追究時空的耦合性，向旁（水平）摸索同期的百家爭鳴。這充分論證了德勒茲所言，「內在事件是自複數事物及生活經驗的狀態之中所實現而來，而這些狀態使該事件發生」[3]。

也因此，同志文學始得發生，源於紀大偉所稱的「同志現代性」（tongzhi modernity）。這種現代性，是本土與國外之間、壓制與興盛之間、主流與另類之間各種張力交織的產物，是為了反抗官方歷史或經典文本所提供的那些「關於同志」之線性或類似的種種敘事，進而拆解「賤斥話語」與「被賤斥主體」之間的權力流──這是包括紀大偉在內的許多同志或酷兒學者經常在做的事──而「性」與「性別（氣質）」就再也不是純天然的了，而是充滿社會與政治意義的概念。

對於戒嚴時期的作品，由於文本稀少，所以「深恐掛一漏萬 」，從中我們能從各種不自由中瞥見自由之身／心，包括那些發出不鳴之冤、異議之聲的「言論自由」、時而現身時而隱身的「行動自由」──無論是作者本身或文本中的人物──而在詮釋時，紀大偉提醒我們不該一廂情願地抹殺「非同性戀」（如雙性戀）的其他同志樣貌，因為情慾是變動的，甚至各類資本也能相互轉換，所以不分年齡、性別、階級、族裔、方言，舉凡「與台灣有關的」身影，都能從中解讀出某種情慾社會化的樣貌。

無從化約起的同志與文學

總之，是某種時代背景與風土民情的特殊交集，使紀大偉敢主張「同志文學史」是台灣的發明。它不必然與民主或同志運動的進程有關，也不全然與社會大眾對同志友善與否有關，它是一系列物質基礎（如印刷業、平面媒體興盛）、意識形態（如儒釋道與西方文明混種）、政治結構（如美軍駐台、黨外運動、解嚴、婦運發展、中國崛起等）的因素的混雜體、組裝物。可以想見，任何偶然因素的摻入或移除──雖然做這種假設沒什麼實益──都可能無法鑄成今天台灣同志文學的歷史共業。

沒有哪個特定因素能決定「同志＋文學」的興衰，它只是就這樣發生了 ，就如同追溯緣由，它並非先驗也無法被預測的，所有所謂的「可能性」都是「由事件所創造而來…事件創造出新的存在，並產出新的主體」[4]。所以今天紀大偉才能用編年的方式鋪開文本、指涉歷史，卻也必須承認前後時代之間既有重疊也有斷裂，甚至是「同志」的定義與概念挪用──以及他／她為何不是酷兒，為何包括酷兒；為何不只是同性戀或雙性戀；ta們究竟到底是誰、包括誰；又，言說和行動的對象是誰？

許多文學作品中的同志是被「去性化」的，甚至「去愛的」，而自甘墮落或大逆不道是他們被描摹出的共同特質。有趣的是，如此偏離正軌的慾望與身體，在戒嚴時代的日子裡是共匪的、精神失常的，而在社會正義的語言中是道德淪喪的、資本主義的，這些類比與連結不僅僅是針對「性」的汙名，也是每個時代、每個社會的原始趨力──獵巫行動與代罪羔羊（scapegoat，而這在當今的世界各地仍時有所聞，比如Rahul Rao筆下的烏干達和印度）。

所有故事裡（有時是新聞報導）的主角或配角都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一連串供人參照並詮釋的符號與經驗。對紀大偉來說，他們本身是不是「同志」並不重要；更重要的是，圍繞他們的敘事呈現出「讓人感受到同志 」的氛圍──而書中更是不斷回到「是社會創造主體，還是主體創造社會」這類「先有雞，還先有蛋」、「無父則無子，無子亦無父」式的提問。同志「主體」的生成、再現與「被感受到」跟任何特定個人皆無關，而是「相關事件被特定或集體個性化的過程」[5]。

結論：公／私不分的同志

從各文本當中，再再都能看到文化、社會、經濟、情慾、身體等資本的重要性──甚至必要性──於是證明了我的假設：性解放，無論是原子化個人的或整體社會的，最終仍須憑藉相當的物質基礎才可能實現。此外，對同志而言，對性／別弱勢群體而言，公共與私密之間是混淆且幾乎沒有分野的，從各種情慾空間（如澡堂、三溫暖、公園、戲院、咖啡廳等）兼具隱私性及公共性、正當性與違法性來看，「同志」既是一種身份認同，更是一種「（被迫）公私不分」的生活方式。

這本書是基於台灣國族主義 嗎？先不談這有何不可，但就如紀大偉自承 ，若無史書美的《反離散 》，則無「台灣發明」之可能。「離散」的想像是基於溯源、網羅、連續、開枝散葉的，反離散則恰好相反──華語作為一種溝通媒介及知識生產的系統，已在殖民與遷徙的歷史中「斷裂」且各自為政、去中心化了，儘管碎片間偶然會相互參照。那麼這裡的「台灣」是文化的位置（location），而不必然以「民族國家」為依歸。事實上，紀大偉也從未否認現代台灣在文化上及政治上的種種內在矛盾。

不過，這本書仍有若干地方的主張其實並不夠細膩──尤其是倒數兩章，比如對動／液態現代性（solid/liquid modernity，齊格蒙·鮑曼語）的援用與切換、對所謂「中國式『同志國家主義』」（Chinese homonationalism）的崛起等，甚至對跨性別和原住民的討論，都像是硬加上去的，也都應該再商榷──所以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完全接受書中所有的診斷；但也因為種種不確定感，卻又反而呼應了紀大偉的診斷：「心中彈琵琶」。

無論如何，這本書「恰巧」釐清了我自己在整理文獻與研究中的一些盲點；在這方面，它像是一部補充教材，尤其是對於一票酷兒理論學者的再詮釋。卻也逼得我重新思考先前對各種經驗的後設理解，尤其是那些曾涉足過、沈溺過、修復過，而原來也屬於「文學」的生活態度、情慾空間、罷家做人等「回憶」──結果最後記下的問題比得到的答案還多！或許就如結語所稱：文學並沒有「展示」歷史真相的義務，卻有讓讀者「回味」種種委屈的力量。

作者現為英國University of Sussex法律、政治暨社會學院博士生、倫敦講臺及法律白話文運動成員

[1] 巴赫金（Mikhail Bakhtin，1895-1975）藉語言學的觀點來看話語型態變遷的社會政治史，進而批判地探討文本多重解讀的可能性，而「眾聲喧嘩」即是以承認各種文字、語音、符號的繁殖與演變為前提，進而接受始料未及的理解差異及意義擴散等結果。

[2] 參見羅貴祥，《德勒茲》（1997，頁84）。

[3] 參見德勒茲，《內在性：一種生活》，收錄在Two Regimes of Madness: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-1995（2006，頁388）。

[4] 參見德勒茲，《從未發生的68年五月風暴》，收錄在Two Regimes of Madness: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-1995（2006，頁234）。

[5] 參見德勒茲，《生活如同一件藝術品》，收錄在Negotiations 1972-1990（1995，頁99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