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二八冷知識
作者：陳令杰
緣起
倫敦講臺在今年2月24日，為即將到來的二二八事件71週年舉辦了一場「歷史、臺灣、二二八」工作坊，和大家一起談談影響臺灣至今的二二八。工作坊之前一週，筆者藉由7篇、每日一篇冷知識，期待與會者能從幾個小問題，先大致回顧我們可能不知道的二二八，並思考這些問題背後更多可以思考的議題。
這7篇冷知識，大致按照時間順序，從爆發、一連串的後續事件，以及1980年代末期解嚴至90年代初期二二八的解禁和平反運動。每次冷知識，也附帶一個歷史現場，或許大家有一天走過時不再只是經過與錯過，而是能理解所在的這些場域曾是歷史的舞台，留下了血淚與傷痕，等待你我來共同弭平。
除此之外，每篇都留下了1至2個沒有答案的問題，有些在工作坊已經解答，有些則希望大家一起想想。
最後，每篇也多附上參考資料來源，期待有興趣的朋友有機會透過閱讀進一步探索。
- 二二八不在二二八
大家或許記得教科書上都會提到的二二八事件導火線–天馬茶房騎樓查緝私菸行動，菸販林江邁女士被以槍托打傷，最終引發全臺流血衝突。但這件事情其實發生在1947年2月27日晚上七點左右，而不是28日。
那為什麼不是二二七而是「二二八」事件呢？
p.s. 天馬茶房位今天台北市南京西路靠近延平北路路口。原建築已經改建成大樓，儘管附近有臺北市文獻會立碑紀念（但也非立在天馬茶房原址外），但頗不顯眼，蠻容易走過路過錯過。
- 二二八事件為何突然間變成全臺的暴動？
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本來只是台北市區內的暴動，但就在2月28日當日，由臺灣廣播電台向全臺發布消息，說明從查緝私菸到抗爭的事發經過，並傳達對當局的不滿等，於是事發不到24小時立即傳開，變成全臺性的衝突。
在沒有電視SNG連線與社群網站的年代，報紙都要隔天才可能刊出。尤其臺灣廣播電台事實上是原日治時期臺灣放送協會臺北放送局，戰後由國民黨黨營中央廣播管理處派員接收。政府實質上是可控制消息的。
一個主流說法是抗議群眾潛入並佔領臺灣廣播電台，筆者個人蠻喜歡這種頗具戲劇張力的歷史劇情。
但根據當時電臺臺長林忠的口述歷史，2月28日當日中午午休時同僚告知電臺外有約一百多名群眾包圍抗議，臺長和群眾稍微交涉後，推派三名代表進入電臺辦公室，他們表達希望電臺發布查緝私菸傷人消息。臺長為了緩和群眾情緒，提議由電臺方統整群眾不滿事項，代寫廣播稿，並廣播消息。
事發電臺因日治時期放送局建築列為古蹟外，原址由北市府於1997年成立臺北二二八紀念館。
為什麼台北還有另一處同樣列為古蹟的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」呢？
參考資料：〈林忠先生訪問紀錄〉，收入《口述歷史》，第三期.二二八事件專號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3。
- 二二八事件第一位受難者是誰？
二二八事件第一位受難者名叫陳文溪，受難原因既非參與抗爭也非煙販，而是：在家門口看熱鬧。
1947年2月27日當晚查緝私菸行動，查緝員傷及煙販林江邁女士，導致民眾不滿，追打6位查緝員。抵擋不了民眾怒火，查緝員只能分頭逃竄。其中一位廣東籍29歲的查緝員傅學通逃至永樂町，今天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一帶，被抗議民眾抱住，一時情急，開了第一槍。這一槍為何而開眾說紛紜，有說槍枝走火、開槍掙脫、對空鳴槍、就是亂開槍等。無論開槍原因為何，擊中當時只是站在家門口看熱鬧的20歲陳文溪。傷者胸口中彈，送醫隔日後撒手人寰。
陳文溪這個小人物幾乎少被提及，只知道是當時大稻埕大流氓陳木榮的弟弟。根據當時的報告書提到，任誰也無法預料，因為這一槍，群眾更為激憤，終夜不安。報告同時提到，「少數流氓」趁此沿街敲鑼打鼓，渲染緝煙傷人案。當時流氓真的這麼多嗎？或只是一種對群眾「滋事」的污名？另也不禁令人聯想，「流氓」後續鬧事是否跟這位大流氓弟弟之死有關？
參考資料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2）；《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書》（臺北：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，2006）。
p.s. 今天西寧北路有一處直轄市定古蹟，為望春風填詞者李臨秋故居。儘管已無法得知「那一槍」在西寧北路確切何處，仍值得後人到此緬懷。
- 二二八事件之後，臺灣人難道沒有嘗試對外求援嗎？ 臺灣一群菁英早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，有鑒於快速惡化腐敗的臺灣政治與經濟情況，曾經取道聯絡並呈交請願書給美國駐臺領事館，表達希望美國介入，以免臺灣捲入中國內戰的混亂局勢。但當時美國立場不干預臺灣內部問題。
二二八發生後，臺灣菁英團體再次呈交請願書，包括請美國政府設法尋求臺灣主權確定由日本移交給中國前(註)，由聯合國代管；以及，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向陳儀的改革要求不被接受或國民黨派兵鎮壓，他們會反抗。
此時美國駐臺領事態度明顯改變。領事步雷克(Ralph. J. Blake) 在三月六日呈交機密報告給華府，報告中他認為解決臺灣動亂的唯一辦法，是美國政府立即介入或代表聯合國介入，阻止國民政府在臺動武。他並表達臺灣人渴求外力干預，以及不排斥聯合國託管。若美國不行動，結局很可能是臺灣發生內戰。
然而，這項密報並未獲得美國國務院的採納，也未阻擋國民政府派兵鎮壓。
不過令人好奇，國府的情報系統不知道臺灣菁英的這項請願嗎？這項請願是否影響後來二二八事件的處置呢？
註：戰後臺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後，尚未與日本正式簽訂國際條約確立主權移交與歸屬，直到1952年簽署《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》，不過該條約仍衍生後續主權歸屬爭議，但不在此著墨。
參考資料：Lin Hsiao-ting (林孝庭). Accidental State: Chiang Kai-shek, the United States,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 (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16). 中譯：《意外的國度》(臺北：遠足文化，2017)。 p.s.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美國駐臺領事館建築，位於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，現為直轄市定古蹟「光點台北」
- 因二二八事件而改名的地方–基隆和平島。
和平島今天大家想到大概是和平島公園內海水浴場、自然美景與海鮮魚貨。但其實和平島本來不叫和平島，而是「社寮島」。
二二八事件後，基隆為當時北部最主要港口，也是國民政府派兵於3月9日首先登陸地之一，或許比較常聽到援兵下船基隆後，一路從基隆掃蕩到臺北。但基隆外懸一隅的漁村小嶼，也曾經發生慘絕人寰的集體殺害事件。
根據當地居民的口述歷史，「佛祖生」那天（農曆2月19日，當年國曆3月11日）軍方突然派兵至島上任意捉人，被捉走居民，多是此處造船廠的船工或漁工，並有聚居於此的琉球人約30人遇害。另外，還有等著乘坐五分車小火車的乘客。目擊的受難家屬回憶這段恐怖的記憶，他們看到受難者被雙手反綁、帶走，士兵不僅入屋隨意抓人，也趁機搜刮民家財物。許多人此後音訊全無。往後數日，社寮島以及基隆港內，雙手反綁全身是傷的浮屍漂流各處，社寮島居民只能從這些浮屍中尋找死去的親人。運氣好的有找到，許多人被士兵殺害後就地掩埋、或推入海中隨海漂流不知去向。今天遊客快樂玩水的和平島公園泳池，當年開挖興建時，即曾挖到當初二二八事件的失蹤者遺骸。另外還有許多受難者是無人認領屍首的單身漁工。
社寮島死亡失蹤者眾，事件之後改為今名「和平島」，以祈島上的和平。
社寮島事件也反映了一個被忽略的事實：二二八受難者不僅限於知識分子與菁英階層，還有許多社會上較為底層的受難者難以被文字或圖像紀錄下來，也就更難被後人所關注。這或許也是二二八事件最深不可測的傷痛。
今天和平島立有一座2011年由日本沖繩各界興建的「琉球漁民慰靈碑」。原意是紀念二二八在和平島受難的琉球人，但當時「某些」因素，最終碑文僅提及紀念臺灣與琉球曾共有的歷史情誼。但就在立碑附近的「社寮外嶋集善堂」，其實即收容與祭祀包括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在內的無主遺骸。
為何都2011年了，二二八還是不能「刻在碑上」的禁語呢？
參考資料：張炎憲等採訪記錄，《基隆雨港二二八》口述歷史紀錄（臺北：自立晚報，1994）。
- 全國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哪裡？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到1990年代初期是臺灣長達四十幾年的禁忌。建碑的意義即在於「公開」，象徵走出禁忌、驚恐的過去，才能真正化解事件帶來長時間的傷害。
大家或許印象較深刻的，是每年都會舉辦中樞紀念的台北市二二八紀念碑。但其實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是在嘉義，而且是社會運動者抗爭來的，該碑建於1989年，也是1990年代以前唯一一座紀念碑。
此事起因於嘉義車站前的吳鳳銅像在1988年時，由幾位原住民社會運動者所拉倒，抗議長期以來臺灣社會以吳鳳形象對原住民的歧視與污名。事件之後，一直想為二二八建碑紀念嘉義受難者的社運畫家詹三原，與朋友討論後，決定在原處設立一座木板和平鴿造型的二二八紀念碑。這項明目張膽的行動獲得當時二二八平反運動者的支持，並引發1989年2月28日當天爭取建碑的抗爭與警民對峙。
時任嘉義市長的張博雅怕流血衝突發生，協調結果由市政府出地並公開徵圖，改建碑在彌陀寺前的彌陀路口，最後又由詹三原另設計的新圖中選。興建費用則為民間公開募款而來。最後在1989年8月19日完工。
然而詹三原卻在紀念碑完工後離奇被入獄一年餘，案由是警方接獲密報詹帶人去中山樓毆打憲兵。
去年(2017)因為道路拓寬，該碑又移到嘉義市東區的二二八紀念公園。
嘉義究竟在二二八事件時發生了什麼事，使得後人甘願冒險也要豎立一座紀念碑呢？
參考資料：《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：二二八事件70週年紀念專輯》（臺北：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，2017）；張炎憲等採訪記錄，《嘉義驛前二二八》口述歷史紀錄（臺北：自立晚報，1995）。
- [最終回] 第一次官方公開悼念二二八
從禁忌走向解禁，二二八事件遲至解嚴後、1990年才真正被臺灣官方正面回應，並「公開」述說與紀念。走出劃時代的第一步，其實是最高民意機關立法院。
1990年2月23日，歷經朝野立委爭論多時，立法院做成決議，在27日院會上，全體起立為即將到來的228默哀一分鐘。27日當天上午9點24分，立法院為二二八事件默哀，《聯合晚報》在當日頭版報導，在立院主席梁肅戎發言：「希望大家藉悼念二二八事件中，不分本省、外省死難的同胞後，能祛除心中的恨。」隨後全場立委紛紛起立，為43年前的悲劇靜悼1分鐘。報導稱：「過程感性肅穆，這是充滿歷史意義的1分鐘。」默哀後，梁肅戎以「今天起大家愛同胞，愛國家，永遠放棄暴力」收尾。
不過記者也對場內立委諸公群像做了深刻地描述：
執政黨籍增額立委站得相當乾脆，低頭垂手靜思；資深立委則因年紀稍大，身手遲緩，起立動作並不俐落。民進黨籍立委默哀時，有人不時向四周張望，掃瞄是否全體立委都起立默哀。一時之間，議場內鴉雀無聲，氣氛肅穆。倒是在二樓旁聽席上的記者，大多擠到前方扶欄邊上，張望議場裡難得一見的景觀，顯得有些小混亂。發現議場後排有一位資深立委坐在輪椅上站不起來，另外老立委吳春晴則端坐座位不動。
當時「萬年國會」尚未解散，但可見執政黨國民黨內部對於二二八事件又分新（增額）舊（老立委），並以行動對此事表達主張。
無論如何，禁忌最終打開了，也開啟往後政府一連串針對二二八事件的調查、紀念與平反。只是這一連串官方的解禁與平反，並非在上位者的自我覺醒，實情為何？留待你我繼續探索。
倒是有件事情有意無意之間從大眾文化推波助瀾，那就是1989年侯孝賢導演的《悲情城市》上映帶來的迴響。
參考資料：〈立院決議為二二八死難者 默哀一分鐘〉，《聯合報》，1990.2.24，頭版；〈立委起立 默哀一分鐘〉、〈悼228 默哀‘永遠放棄暴力’〉，《聯合晚報》，1990.2.27，頭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