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我們歌唱 當我們抗爭
林果葶／英國西敏寺大學媒體研究博士生
當我們歌唱，你們說與有榮焉，這是大自然的聲音。當我們抗爭，你們說這是對公權力的誤解，是阻礙社會進步的無理要求。
已經超過一個月的夜宿凱道抗爭，針對原住民傳統領域的爭議提出二個訴求：修正「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」、夷將謝罪下台。部分主流媒體在報導和抗爭相關的新聞時，仍以「去年在總統就職獻唱」的巴奈（Panai Kusui）來形塑讀者對巴奈的第一印象，這是用來加深報導中的反差，但不免會讓讀者產生原住民對政府態度反覆的偏見。更有些媒體利用總統去年對原住民的道歉，比對今年的凱道抗爭，作為在野黨對執政黨不滿的工具。這些在議題上的離散，都讓此次運動訴求的焦點偏離，甚至造成對原住民的誤解。
回顧台灣歷史，原住民一直是被建構的「他者」，是馴化且被動地接受不同強勢文化宰制的民族。因此，原住民音樂在黑膠、卡帶和CD時期，為了和外在社會對話，經歷被動的融合以及認同協商後，呈現的特質經常是斷裂且混雜的。這和土地的抗爭是相同的。原住民要求的和解，是建立在對原住民的尊重之上。因此，當傳統領域排除私有地的劃設辦法頒布時，這讓對土地有深厚情感和族群認同的原住民，也產生了斷裂且混雜的感受。
諷刺的是，巴奈在去年總統就職大典獻唱，和客家歌手林生祥以及年輕世代的滅火器樂團一起，其實是政府為了象徵台灣族群融合而排定的演出。在傳統領域劃設爭議之後，我們發現所謂族群的融合，只是每個強勢文化的表象，只是漢人政府的口號，甚至只是為了尋求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片刻的意義共感。
原住民歌手過去也用歌唱來表達訴求。海山煤礦災變，胡德夫在二二八公園舉辦的「為山地而歌」，用《為什麼》這首歌來指控都市原民勞工的惡劣環境；反雛妓運動，當時還是台大學生的達卡鬧（Dakanow），在抗議之後寫下了《好想回家》，表述原住民被迫至都市生活的辛苦；三次還我土地運動，胡德夫在出席聯合國原住民人權組織大會演唱《Standing on My Land》，反映台灣原住民在自己的土地上，卻像陌生人一樣。
這些原住民歌手，都用歌聲來表達對議題的關心和對社會的不滿。而巴奈正在進行「凱道上的稻穗」百場計畫，並且完成了一張在凱道上錄音的EP。這和當時進行「給孩子們的非核家園」的計畫相同，都渴望溫柔的力量能到達台灣各個角落，能用自己的聲音表述，要求政府對訴求有所回應。
音樂因為擁有多重向度的特質，一直是一個適合做認同協商的平台，而原住民音樂則成為表演者和聽者進行對話的場域。所以，當原住民歌唱，當原住民抗爭，而我們所有人都站在同一塊土地上的時候，其實就是當「我們」歌唱，當「我們」抗爭，當「我們」為了成就一個更好的台灣。